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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音乐学院“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系列学术讲座综述（十二）： 《贝多芬音乐中的崇高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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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7日9：00，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周——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第十二场讲座在成都城市音乐厅继续进行，本场讲座由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王丹丹教授主讲，题目为《贝多芬音乐中的崇高与美》，由四川音乐学院杨晓琴教授担任主持。 讲座伊始，王教授首先指出，“崇高”与“美”在哲学中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也始终是被关注和研判的对象。“崇高”与“美”存在于自然、美学、艺术领域，这三个领域是相互参照并互为印证的关系。从广义来讲，“崇高”与“美”是一种“子集”的关系。“崇高”也是一种“美”，“崇高”隶属于“美”的范畴。从狭义来说，历史中很多哲学家和美学家因两者特性的不同，因而将“崇高”与“美”作为对照面。如18世纪英国美学家博克（Burke）在《崇高的与优美的观念的起源的哲学研究》中指出：“优美的特性使人轻松愉快，崇高的特性在于它那巨大的力量。”康德（Immanuel Kant）则对“崇高”加上了伦理学的尺度，在《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中讲道：“美有两种，即崇高感与优美感，每一种感受都是令人愉快的，但都有不同的方式。崇高令人感动，优美令人迷醉。” 王教授问到，在历史长河中，“崇高”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位思想家的观点中窥探一二。古罗马时期的修辞学家朗基努斯（Longinus）在《论崇高》中论述了在作品中构建与表现崇高的五个源泉,即形成庄严伟大思想的能力、具备慷慨激昂的感情、思想和语言的妥当修辞、高尚措辞的运用、高雅生动的布局；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表达出崇高是由痛感向快感的转化，并与道德感相联系，来源于主观的心灵运动；而黑格尔（Hegel）在《美学》中提出：“崇高是绝对理念大于感性形式，崇高是美的一种形态。” 接着，王教授指出古希腊悲剧被认为是最早能引起人们“崇高感”的艺术形式，不仅部分反映了现实，同时也通过神话来讲述历史。古希腊悲剧更多关注的是人被预设的命运，体现出西欧最早的“英雄性”特征。同时，也展现在混沌时期违背人伦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下，引起强烈的戏剧性冲突，最终走向不幸的结局。王教授引申道：“在这样的时期中，人对于现实和虚幻的界限是模糊的。戏剧是一种夸张的舞台艺术，且有着强烈的象征性。悲剧的力量就来自于身临其境所带来的恐惧感受，叙述远古英雄们的故事就是早期的历史，这也确立了欧洲历史上最早的英雄性叙事修辞，即英雄难以逃脱预设的命运，进行了顽强的对抗，承受了凡人无法承受的巨大痛苦。但最终，仍然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 王教授认为，古希腊悲剧中的“崇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贝多芬。而贝多芬音乐中的“崇高”可以从其题材内涵和结构形式来解读。在题材内涵方面，贝多芬倾向采用强大的“英雄性修辞”。他极为关注社会政治的重大事件，如《第三（英雄）交响曲》、《威灵顿的胜利（战争）》交响曲、《菲岱里奥》等作品就是这一题材的直接反映。同时他也关注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题材，如芭蕾舞剧《普罗米修斯的神灵》、《雅典的废墟》、《科里奥兰》序曲等。王教授特别指出，贝多芬对“英雄事迹”的题材情有独钟，如《艾格蒙特》、《斯蒂芬王》。这些作品中的英雄都具有领袖气质，不畏强暴且不惧艰难，坚韧果敢且雷厉风行，充满着反叛、冒险、牺牲精神，最终都建功立业或走向毁灭。 王教授认为贝多芬如此钟爱“英雄”题材是因为其内心始终住着一位“英雄”，这与他本人的性格、所处的时代、个人经历和原生家庭都密不可分。从性格上看，贝多芬的内心非常强大，具有反叛精神。从其所处的时代看，他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在创作中并不局限于个人的情感，而是以坚毅的态度应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从个人成长经历看，贝多芬受到了原生家庭、感情等多重负面因素的影响。1802年，在《海利根斯塔遗嘱》中，贝多芬坦诚自己的绝望，但在遗书的最后，他仍然表达了自己战胜绝望的决心，并写道：“是艺术留住了我！”在这一刻，贝多芬成为了自己的英雄。 在王丹丹教授看来，贝多芬战胜自己，从绝望到重拾信心这一转变，不仅促成了其内心理想的“英雄”生成，更丰富了其音乐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如下图所示，贝多芬的芭蕾舞剧《普罗米修斯的生民》与《第三（英雄）交响曲》紧密关联，前者正是后者的主题来源。在题材内容上，“创造”和“引领”式的普罗米修斯就是贝多芬心目中的“英雄”。 紧接着，王教授又提到，在贝多芬的创作中，他试图建立一套“英雄叙事逻辑”，包括“斗争-死亡-再生-颂扬”。该叙事逻辑的根源恰恰与贝多芬的经历相平行——命运-绝望-企图自杀-重生。在此，当重新审视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即发现，这九部交响曲竟是一部长篇的英雄史诗。如《第一交响曲》展现了英雄气质的萌发；《第二交响曲》是英雄的初步长成；《第三交响曲》是血雨腥风中的英雄；《第四交响曲》是英雄的抒情侧面；《第五交响曲》是不屈抗争命运的英雄；《第六交响曲》是大自然中的英雄；《第七交响曲》是幽默调侃的英雄；《第八交响曲》是英雄的世俗快乐；《第九交响曲》是英雄的欢乐颂歌。 再如，贝多芬的歌剧《菲岱里奥》具有强烈的影射社会现实的作用。暴君对正直之士的非法监禁迫害，英雄对于自由解放的渴求和抗争，表达了他对现实的呼声。作品中别具一格的“女英雄”形象，不仅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妇女解放的象征，更颠覆了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社会性别的定位，即将女性视为被动且软弱的角色，并将之置于积极进取并取得成功的男性角色的对立面。与18世纪的时代背景相悖，贝多芬创作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女英雄”形象，莱奥诺拉与普罗米修斯都是贝多芬心中伟大的“英雄”。 王教授指出，与贝多芬“英雄”题材相适应的音乐形式多是宏大壮丽的。贝多芬常以大胆的革新姿态去重塑其音乐语汇，使音乐焕发出全新的意义。通过建立器乐语汇逻辑、统一构思、乐章贯连、结构拓展、展开核心、体裁重塑、戏剧性效果和持续升华这一系列手段以达到音乐的“崇高”。 王教授继而问道，历史长河中的“美”又是怎样的呢？在不同思想家的观点中可以找到不同的答案。如博克认为：“美是一种不依赖某些确实的性质而极其感人的东西；”席勒认为：“美是活的形象，溶解性的美和振奋性的美；”康德认为：“美的对象有形式和限制，美可以在对象形式中找到。美感是一种静观的愉悦，是单纯的、直接的、积极的快感。”基于以上观点，王教授不断探索贝多芬的音乐世界，发现这位大师的“美”竟然隐藏在其众多作品的慢乐章中，有乐舞韵律之“美”、沉思内省之“美”、宣叙咏叹之“美”、幻想羽化之“美”、凝聚超脱之“美”。 最后，王教授总结道：贝多芬音乐中的“崇高”与“美”正是其“伟大性”的两个侧面，它们互为对照又彼此补充。正如阳刚与柔美、雄健与抒情、冲突与静止的对照，并以和谐的姿态出现在其“超验性”的音乐中。 讲座结束后，王教授与同学们展开了热烈的互动问答。 问：贝多芬在《致远方的爱人》中有双纵线，歌曲中并未断开，是连续性的。可以看出贝多芬音乐中的整体性思维。但我们知道瓦格纳是开创“整体艺术”的第一人，并且瓦格纳是受到了贝多芬的影响，那么贝多芬是不是可以说是“整体艺术”的第一人？ 答：瓦格纳受到贝多芬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瓦格纳歌剧的思想也反映了德国的思想。但贝多芬称为“整体艺术”的第一人我觉得是需要大量史实证明的，我也难以下定论。但在贝多芬所处的时代，其他作曲家普遍以“对比”为原则，而贝多芬已经将音乐作为一个整体来构思，从这一方面看，贝多芬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的。 问：王教授，您刚刚有说到整体性修辞，请问您对于贝多芬音乐中的“崇高”与“美”的整体性是如何理解的？ 答：实际上，“崇高”和“美”并不是对立的。我们如今经常把“崇高”和“美”作为两个概念去分别界定，但这两者经常是整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在贝多芬的音乐中。贝多芬的音乐哪怕表现的是“崇高”，你也能听到“美”。比如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慢乐章，就是为了诠释“美”的概念。但我们也能在这种“美”中听到“崇高”。所以，我认为“崇高”和“美”就是整体性的两个方面，是互为对照的。 问：在王教授的讲座中，我们看到贝多芬因为经历了家庭、感情、耳聋等苦难，才在其作品中创造出“崇高”和“美”。这同时也引发了我思考，是否“崇高”与“美”一定是要从苦难中蜕变而出？“崇高”与“美”和苦难之间是否有必然关系？ 答：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从贝多芬本人的经历来说，他正是经历了这些苦难才领略到“崇高”，才领略到欢乐是多么不容易，而正是经历了痛苦，他的内心才形成了一个“英雄”。我觉得是有必然联系的，贝多芬经历痛苦才达到“崇高”。就我们普通的人来说，不一定就是必然性的。当然，普通人也做出了一些“崇高”的行为，但他不一定就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就贝多芬来说，这一切就是必然的，因为他音乐中的“崇高”和他经历的痛苦以及他痛苦之后的绝地重生都是有非常大的联系。 问：我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就您刚刚所提到贝多芬在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女性与他相关，那他生命中的女性和您刚刚所提到的“女英雄”所表现出来的“崇高”有无关联性？ 答：我觉得非常有关联性。因为贝多芬作为一个启蒙思想者，启蒙主义关注的是“人性”。贝多芬很喜欢席勒，而且席勒曾讲过；人在俗世中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追求精神和肉体上的欢乐。其实贝多芬终身都非常渴望得到一个妻子，所以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和这方面有关，正如在歌剧《菲岱里奥》中的莱奥诺拉就是贝多芬想象的一个来拯救他自己的理想女性。但很可惜，贝多芬终身的追求都未能达到目标。贝多芬有强烈的情感需求，但怎么都无法达到，这和耳聋对他的打击其实是一样的。这其实也就是贝多芬人生的重大打击。但贝多芬在经历了多重打击后还能重新鼓起生活下去的勇气，这本身就是一种“英雄”，是一种“崇高”。 最后，主持人杨晓琴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精彩的总结，在大家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指导教师：王娜娜 审 稿：杨晓琴 上 传：李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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