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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音乐学院“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系列学术讲座综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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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日10：00，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周——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首场讲座在城市音乐厅戏剧厅正式拉开帷幕。此场讲座由何弦博士主讲，以《贝多芬接受史中的“男性气质”生成》为题。音乐学系主任杨晓琴教授主持了这次讲座，同时，也对主讲人何弦老师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何弦老师首先对“男性气质”以迂回的方式进行了追溯。认为我们所讨论的性别气质，更多地是指一套在社会-文化实践中被建构的性别刻板印象，它与社会性别规范和性别角色联系在一起。深究之下，男性气质这一术语和它所表达的观念，以及相关的事件，显然并不具备超越时间空间的普遍性和连贯统一性，它会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中表现出不一样的内涵。 何弦老师认为，男性气质不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不同语境下的男性气质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建构，那么在面对每一种男性气质时，都应当将其放置在一系列的关系性结构之中去看待，而每种结构都要遵循不同的文化逻辑和历史轨迹。对此，我们就需要去试图观察贝多芬的男性气质如何在历史中生成，以及，在这样的语境之中，贝多芬最初是怎样被赋予典型的男性气质的。通过一些举例我们会发现，社会契约理论家便面临着一个无解的两难困境：如果男-女性别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是由自然性的关系所决定的，那他们便要抛弃契约理论中最核心的人人生来平等观念，因为如果男性生来便优于女性，那么某个男性也可能生来便优于另一个男性，某个阶层的男性也可能生来便优于另一阶层的男性。而这一僵局所带来的后果，正是现代社会性别的观念。 接下来，何弦老师对贝多芬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他的英雄性叙事进行了说明。贝多芬生活在法国大革命的年代，是直接受到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影响。他的音乐被广泛认为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核心，共和精神，即自由、平等、博爱，而这些精神一直以来都被视为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中的理想之所在，所以贝多芬也被持续地与政治内涵绑定在一起。但是，如果仔细检视贝多芬与自由、平等、博爱之间的关系，却能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矛盾。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矛盾之处：既然贝多芬与大革命的核心精神并不统一，那为什么他和他的音乐，特别是他的第九交响曲到今天依然被普遍认为具有这样的政治意义呢？这种修辞是如何生成的呢？从历史角度出发，观察音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下半叶有什么变化，或许能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简单地来说，强调贝多芬及其作品的男性气质，是为了将其作为反作用力，来抵抗音乐隔绝于公共领域的观念。 之后，何弦老师对贝多芬如何进行自我塑造，即bildung的英雄性叙事进行了讲解。何弦老师认为在普遍意义上来说，成长、自我完善等等概念并没有直接的社会性别意义，但将其放进具体的历史上下文之中时，却可以看到，这一特定时期与“自我塑造”相结合的英雄性叙事，具有明确的社会性别指向。 关于英雄性叙事的概念，在普遍意义上来说，成长、自我完善等等概念并没有直接的社会性别意义，但将其放进具体的历史上下文之中时，却可以看到，这一特定时期与“自我塑造”相结合的英雄性叙事，具有明确的社会性别指向。就像我们在之前提到的“平等”和“博爱”概念中的矛盾性一样，这种叙事一边与男性气质绑定，一边又通过超越性别气质而具有普适性，这种普适性又反过来巩固了它的男性气质。 正如何弦老师在讲座最开始提到的，19世纪以来对贝多芬接受之中，贝多芬与男性气质的密切联系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想当然的修辞。但这种情况从1990年开始发生了变化，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将社会性别、性欲、性征等等因素纳入音乐学术的研究之中，无疑为理解音乐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当时看起来颇有些异端邪说的阐释性话语，在今天的英美学术界，已经成为了音乐学研究最正统且主流的方法之一。而这些学术文本的影响如此之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也形成了贝多芬接受史中的一部分。尽管这些对贝多芬音乐的再阐释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完全代替最开始我们提到的那些传统叙事，但它们在一定范围内仍无可估量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位作曲家的接受。 何弦老师还提到了苏珊·麦克拉瑞、克拉默的例子：麦克拉瑞以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出发，指出了贝多芬音乐中的男性暴力。劳伦斯·克拉默在他1997年的著作《爱死之后：性暴力与文化的形成》中提到了舒曼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比较。他认为在舒曼的评价中，对贝多芬音乐中暴力性的阐释，将“男性气质”更进一步推向了“超男性气质”的范畴。 对于“超男性气质”，唐纳德·L.莫舍和马克·塞尔金在1984年的心理学研究文章开始就已经被应用于学术研究领域当中，该位学者强调对刻板化男性气质的夸张。随后这一概念被大量运用于文化研究之中。90年代的许多音乐学学者也注意到了贝多芬音乐中具有超男性化倾向的一面，他们的研究不仅强调贝多芬音乐中体现出来的暴力性，也强调以往对贝多芬评论中认为他比其他作曲家更为男性化的修辞。这些学者的出发点是通过性别的视角对接受史中被构建出来的“贝多芬”这一符号进行解构，去检视贝多芬的男性气质这一典型的性别刻板印象中的矛盾与问题之所在。但吊诡的是，在麦克拉瑞的文本中，伴随着解构的重构过程却陷入了她希望破除的刻板偏见。 何弦老师提到，贝多芬的“男性气质”并不是想当然地存在于他和他的音乐之中，这种修辞脱胎于特定的历史上下文。大革命时期相关的政治思潮，自我塑造式的英雄性叙事，后现代的学术话语，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贝多芬的“男性气质”修辞话语在音乐评论中被建构出来，并由此贯穿于人们对贝多芬的接受之中。但当我们仔细检视这些因素，就能发现者其中总是包含着固有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根源，则在于“男性气质”这一在社会文化中被建构出来的性别刻板印象，也同样包含着本质的矛盾。当然，这又是一个更大的话题了。 讲座最后，何弦老师与同学们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问答： 问：我们的个性化诠释有时可能会面临争议，那么，我们在面对主客观的问题、个性化诠释与实证主义等内容，应该如何进行平衡呢？ 答: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学者，我们不要避免争议性的话题，学者在面对学术问题时，都是一个杠精。关于我们如何在这个学术研究当中去避免过于主观的这样的一种言论，我认为只要是你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就是可以的。我们的学术研究，就像破案一样，需要的是寻找证据链，你要把这个一个链条一个链条的串联起来，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也就是要学会自圆其说。在学术研究中，我们是很难避免主观的。至于实证主义，其实音乐史的研究，一定是以实证性的东西为基础的，我们不可能抛开实证主义，不能空谈，一定要以实证先行。 问：我很喜欢这场讲座，在来之前，这场讲座最吸引我的就是标题里面的“生成”二字以及“超男性气质”，我特别想听到的是“生成的过程”。我想问的问题是，你作为一个学者和一个聆听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去理解贝多芬的性别气质的？ 答：作为个人来说，我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对贝多芬的理解也是不太一样的，我的研究其实比较关注社会性别、性别等内容。其实我在没有进行这样的学术反思之前，当我听到贝多芬的音乐，有两种可能，一是我不太会注重其中的性别倾向，例如我小时候听到《第三交响曲》时，会觉得这部作品的确表现出了一种力量。但当我接触这一套理论之后，我发现这当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那么反观贝多芬的音乐，我就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我会思考的多一点，例如我刚才提到的有关男性气质的内容，它是否矛盾，他是否跟我们本质上对男性气质这个东西的看法有联系。 何弦老师对在场师生们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的回答，最后，本场讲座在杨晓琴教授的简要总结中圆满结束。 指导教师：陈 思 审 稿：杨晓琴 上 传：李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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